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年鉴2019_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年鉴

1.七大产业识别码是什么

2.在哪里查新能源免费名单

城市是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贡献者，同时也是开展碳减排行动和实施低碳发展战略的重要主体。

联合国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及相关研究表明，城市经济总量约占全球GDP的80%，其能源消耗量约占全球能耗总量的67%-76%，所产生的CO_2排放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71%-76%。

截至目前，全国已开展了三批共计87个低碳省市试点，21世纪经济研究院选取了其中的一线、新一线城市，单列市，以及部分重点省会城市，共20个观测城市，分别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重庆、厦门、杭州、苏州、青岛、武汉、宁波、昆明、沈阳、大连、南京、合肥、济南、长沙和成都。

2016年11月，在联合国气候变化马拉喀什会议上，时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谢极曾对媒体表示，中国已有多个城市承诺2030年左右达到城市碳排放峰值目标，一些城市还承诺于2020年左右达峰。

目前为止，并未有城市官方披露是否已经实现碳达峰，但去年中国正式向世界作出明确的碳达峰、碳中和承诺后，一些城市提出了更为审慎的时间表。

21世纪经济研究院选取了常住人口、人均GDP、第二产业占比以及万元GDP用电量几个指标，来呈现城市的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能耗强度，由此来初步评判城市的低碳发展现状及潜力。其中，由于城市尺度的能耗缺乏系统数据，用了城市的年度电力消耗量与GDP的比值来代表能源消耗强度。

值得注意的是，对单个城市而言，碳达峰是一个纵向年份的比较概念，譬如某个城市单位GDP碳排放量较高，但与此同时，每年下降速度也很快，则有可能尽快实现碳达峰，这意味着，不同城市在实现达峰时的碳排放量有高有低。

但若把碳中和的长期目标考虑在内，再将不同城市横向对比来看，我们倾向于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能耗水平越低的城市，有更大的碳达峰潜力，并且将可能更快地迈向碳中和阶段。

北上广深或率先实现碳达峰

根据北京统计年鉴披露的情况，2019年，北京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万元GDP能耗分别为0.478、0.351和0.141吨标准煤。

不难看出，第三产业的万元GDP能耗显著低于第一、第二产业。鉴于重点城市第一产业的比重一般较小，且近年来，第二产业比重基本处于下降的阶段，这将带来能耗水平的整体下降。

以北京的情况来看，2020年三次产业比重为0.4︰15.8︰83.8，三产的比重已经超过了80%，在上述20个城市里是最高的。

近几年，北京的能源转型进程也在加速。2017年，北京最后一座大型燃煤电厂停机备用，北京成为全国首个告别煤电、全部实施清洁能源发电的城市。2018年，北京近3000个村落实现了煤改清洁能源，平原地区基本实现“无煤化”。

统计年鉴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9年，北京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由29.59%大幅下降至1.81%，比重已经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据北京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0年，北京碳强度预计比2015年下降23%以上，超额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碳强度为全国省级地区最低。

北京在“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提出了较高的目标——“十四五”期间碳排放稳中有降，碳中和迈出坚实步伐，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北京示范。这一表述或表明，北京的碳排放已经或即将进入平台期，并将谋求在未来5年间实现下降。

尽管第三产业的万元GDP能耗最低，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城市需要一味追求工业比重的下降。以上海为例，从工业能源终端消费量这个指标来看，2011年，上海工业能源终端消费达到了6165.57万吨标准煤的峰值，随后呈现在波动中下降的趋势，到2019年，这一数值已降至5668.05万吨标准煤。

同期，上海的工业增加值从2011年的7230.57亿元，增加到了2019年的9670.68亿元，逐年上升。这一降一升的背后，反映的是上海工业的结构升级与节能增效。上海市发展改革委近日对外通报，近年来，上海扎实推进能耗总量和强度“双控”，持续实施产业结构调整，积极开展绿色低碳循环试点示范。

今年1月，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最新的碳达峰时间表，到2025年，碳排放总量要力争达峰。

广州的第二产业占比与上海相当，并且广州的单位GDP用电量比上海还略低。2017年， 广州市办公厅曾出台《广州市节能降碳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其中提出，到“十三五”期末，全市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优化，能源利用效率继续提高，能源消费和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力争达到碳排放总量峰值。

广州的碳排放权交易在全国处于领先，广碳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3月21日，广东省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1.75亿吨，占全国碳交易试点37.91%，稳居全国首位；累计成交金额36.36亿元，占全国碳交易试点34.00%，成为国内首个配额现货交易额突破35亿元大关的试点碳市场。

在四大一线城市中，深圳的第二产业比例最高，2020年为37.8%，但深圳同样是工业优化升级的标兵。在“十二五”期间，深圳共淘汰转型低端企业超1.7万家，钢铁、水泥、电解铝、煤炭等重污染行业基本退出。

2020年11月，深圳市副秘书长吴优介绍，深圳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近10年累计下降近60%。在中国特大城市中，深圳的碳排放水平是最低的，碳排放增长也是最缓慢的。

2019年，哈工大（深圳）牵头完成了一份《深圳市碳排放达峰和空气质量达标及经济高质量发展达标“三达”研究报告》，课题组指出，深圳就在碳达峰的路上，不能确定哪天哪个时点达峰，但是深圳在2019-2020年间处在一个稳定达峰区间。

工业型城市需充分挖掘减碳空间

有研究显示，根据“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进行测算，当全国人均GDP达到14000美元时，中国将整体达到碳排放峰值并进入绝对量减排阶段。而人均GDP已达14000美元的城市和地区，有条件率先进入碳排放绝对量下降阶段。

按照2020年人民币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6.84元人民币来计，14000美元约折合96564元人民币，除四大一线城市之外，南京、苏州、杭州、宁波、武汉、厦门、青岛、长沙、济南、合肥和天津11座城市跨过了这一门槛。

再结合产业结构来看，苏州的第二产业占比最高，达到了46.5%，2018年其单位GDP用电量高达856千瓦时/万元，相当于上海的近2倍。

苏州在2014年发布了《苏州市低碳发展规划》，提出力争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近年来，苏州的能效水平在逐步提升，但高耗能工业行业能源消费的占比仍然较高。根据苏州统计年鉴的数据，2017年苏州规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耗量达5307万吨标准煤，其中电力、钢铁、纺织、造纸、化工、建材等六大高耗能行业综合能源消费量达4375万吨标准煤，约占规上工业能源消费的82%。

宁波也是东南沿海重要的制造业基地，第二产业占比为45.9%，宁波的单位GDP用电量为721千瓦时/万元，仅低于苏州。

但相比之下，第二产业占比同样不算低（38.4%）的长沙，其单位GDP用电量仅为331千瓦时/万元，在上述20座城市中最低。

这或许得益于长沙产业结构的“绿色化”，长沙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8年，长沙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六大高能耗行业之一）的能源消费量仅为4443吨标准煤，同年苏州的这一数据为1834万吨标准煤。

曾有当地官员总结，长沙是一座新工业城市，无论是传统的工程机械，还是食品饮料、汽车及零部件制造、材料、电子信息、移动互联网等产业，都属于新型工业产业。由此来看，长沙或许算得上是一个发展绿色工业的城市范本。

人均GDP低于14000美元的5个城市，第二产业的占比也都比较高，均在30%以上，大连和重庆达到了40%。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在碳减排方面，工业型城市的首要工作重点之一应是在工业生产过程中节能增效，寻求较低排放的能源替代，使用节能技术等，并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加速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升级与退出，发展清洁产业，以充分挖掘第二产业的碳减排空间。

今年以来，相关部委屡屡传递出严控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信号，这将很大程度倒逼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

天津市生态环境局相关领导3月在汇报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情况时就表示，实施碳达峰行动，本质就是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逐步摆脱高碳依赖，协同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在工业领域的政策措施，主要是实施传统工业低碳改造和发展清洁低碳产业。

大连最近也透露，已经编制完成《大连市“碳达峰”行动方案》初稿，将主要从坚决遏制“两高”项目、加强存量治理、严格控制增量等3个方面落实达峰措施。

另外，尽管工业减碳并不必然意味着减少第二产业的比重，但客观来说，挖掘服务业、居民消费方面的潜力，的确有助于城市能耗水平的降低。

标普全球评级认为，如果消费在GDP中的占比能够达到接近发达经济体的水平，那么未来20年中国的碳排放可望减少三成以上。随着居民收入增长、消费对经济的重要性增加，服务需求相对商品需求也会上升。如果资本和劳动力从钢铁、水泥和资本品的生产，转移到教育、医疗和休闲服务等的提供，那么单位GDP的能耗水平就有可能下降。

城市运行过程中如何减碳？

人均GDP较低、第二产业比重较高的城市，是否在碳达峰方面一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形势？

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除了东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拥有发展阶段的优势之外，西南一些可再生能源富集区，同样拥有先天禀赋。

以昆明为例，其所在的云南省，全省清洁电力发电量占比达92%，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46%，居全国首位。

云南省能源丰富，能源结构主要以低碳的非化石能源为主，绿色能源装机占比、绿色发电量占比、清洁能源交易占比、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均达世界一流水平。云南省在今年提出，至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50%以上，争取打造全国碳达峰、碳中和示范省。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以昆明为代表的人均GDP相对较低，但清洁能源禀赋较好的城市，可以充分抓住契机，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在未来的新发展格局中，有望在城市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

对于一些城市而言，产业结构的低碳转型已经很大程度完成，能源供应主要依靠外地调入，减碳工作可能更应该集中于降低城市运行本身的碳排放。

低碳发展与城市规模、人口密度等因素息息相关，居民侧、消费侧的碳减排需要引起关注。根据已完成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经验，居民消费产生的碳排放成为国家碳排放的主要增长点，可以高达60%-80%。

以北京和上海作对比，2019年，两市的人均生活用能源分别为785.3千克标准煤和528.92千克标准煤。在这项指标上，北京相对面临着更严峻的形势。

需要注意的是，并非城市的人口越少，对减碳越有利。从现有研究来看，世界范围内的城市人均碳排放和城市的人口密度成反比，这可能主要得益于城市集聚的规模效应，随着人口集聚度提升，人均的基础设施、能耗因共享度提升而下降。当然，城市也应该平衡密度和宜居的问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上述20个城市在过去10年基本处于人口大幅净流入的阶段，除了厦门常住人口仅为516.4万之外，其他19城均已超过了700万，更是不乏千万级人口城市。从人口发展规律以及当前大多数城市的人口政策来判断，未来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趋势还将持续。

而人口规模将影响汽车保有量、通勤距离、建筑密度等，这些又将直接影响城市的碳排放量。

在可预期的人口集聚趋势下，城市无论是做空间规划乃至产业规划，或是进行改造更新时，都应该充分考虑低碳发展的要求，譬如优化用地结构，调控职住关系；提高轨道交通的覆盖率，给公共交通、自行车、步行更充分的路权保障；引导市民购买或更换新能源汽车；注重建筑节能改造技术的应用，使低碳理念真正融入到城市运行当中。

此外，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达成，需要发动全社会的普遍参与，个人的减碳行动同样重要，部门可以引领居民消费侧的低碳转型，包括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

目前，包括上海、深圳等在内的城市都提出将推进“碳普惠”。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局长程鹏不久前透露，上海正在抓紧编制碳达峰行动方案，其中就包括筹备碳普惠项目。简单来说，就是把市民的各种低碳行为所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核算出来，变成每个人账户里的“碳积分”，再通过对接上海碳交易市场、各个商业消费平台，让践行低碳生活的市民得到实实在在的激励。

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上述20个观测城市中，有的迈向了后工业化时代，有的较好地完成了工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碳排放与经济发展逐渐脱钩，有的清洁丰富，有的则在积极谋划居民消费侧的减碳，这实际上为不同类型的城市实现碳达峰提供了思路借鉴。低碳转型已经是一个明确的方向，谁更积极主动，谁将越有可能在未来的城市竞争新局中抢占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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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大产业识别码是什么

我们所处的时代堪称“能源时代”。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能源，世界能源形势的热点问题更是举世瞩目。

一、世界能源结构以化石能源为主，化石能源在较长时期内仍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能源基础

目前全世界能源年总消费量约为134亿吨标准煤，其中石油、天然气、煤等化石能源占85%，大部分电力也是依赖化石能源生产的，核能、太阳能、水力、风力、波浪能、潮汐能、地热等能源仅占15%。化石能源价格比较低廉，开发利用的技术也比较成熟，并且已经系统化和标准化。虽然发达国家遭受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打击后，千方百计摆脱对石油的过度依赖，但是今后20多年里，石油仍然是最主要的能源，全球需求量将以年均1.9%的速度增长；煤仍然是电力生产的主要燃料，全球需求量将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可见化石能源仍然是我们在这个星球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能源基础。

有统计表明，2020年全世界能源消费量将是目前的3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世界各国能源消费量与GDP的增长程度有密切的相关性。从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来看，人均GDP在1000至10000美元之间，人均能源消费量增长较快，GDP超过10000美元之后，人均能源消费量放缓。我国正处在人均能源消费量增长较快的起步阶段，石油需求增势强劲，预计今年原油消费量为2.7亿吨，2020年将达到4.0-4.5亿吨；而我国是一个人均能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人均石油、天然气、煤炭可储量分别占世界平均值的20.1%、5.1%和86.2%，尤其是原油，目前对外依存度是1/3，2020年将超过1/2，供需矛盾相当尖锐。

二、化石能源枯竭问题和能源环境污染问题依然困扰人类

世界能源以化石能源为主的结构特征，使得化石能源走向枯竭和化石能源利用对环境的污染这两个老问题，依然困扰人类。

世界能源以化石能源为主的结构特征，使得化石能源枯竭的日子离我们越来越近。因为作为能源主体的化石能源是不可再生能源，用一点，就少一点，总有枯竭的那一天。日前《2004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测算世界石油总储量为1.15万亿桶，以目前的开速度计算，可供生产41年。作为世界石油龙头的沙特阿拉伯，石油储量达2500亿桶，日产量800多万桶，分别占世界石油总储量和总需求量近1/4和近1/10。这个国家以“我们每天为世界提供石油”作为使命，在过去30多年间确实起到世界石油供应稳定器的作用。但是，沙特石油公司高级职员私下表示：“我不知道这种情况能够持续多久。”因为沙特老油田已经接近产油高峰期，而开新油田的难度非常大。世界各大产油国也都大致如此，阿曼目前的产量仅是其高峰时的1/5，美国石油开量每年下降3%，传统的石油出口国印度尼西亚甚至一度需要进口石油应急。全球再找到大型油田的可能性非常小，只能寄希望于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带、加拿大油砂和几处深海大陆架。这种状况加剧了人们对不可再生能源走向枯竭的危机感。近年来国际市场油价持续走高，很大程度是这种危机感的直接反应。

目前以煤炭、石油为主的世界能源结构带来全球性能源环境问题的主要表现为酸雨、臭氧层破坏、温室气体排放等。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大气污染已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在欧洲和北美也出现了超越国界的大气污染，形成了广泛的环境酸化，上千个湖泊的湖水酸度达到了不能支持鱼类生存的程度，酸性气体所造成的腐蚀损失，每年高达10亿美元。我国以煤炭、石油为主的能源结构也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污染，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都居世界前列。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使全球变暖，2003年成为有史以来最炎热的一年，因此联合国呼吁各国签署《京都协议书》，以减少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做出积极响应，而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一的美国，出于自身经济扩张的考虑，拒绝签署《京都协议书》，使国际社会同温室效应问题的斗争举步维艰。

三、世界石油地缘政治格局呈现多元化态势，世界石油市场结构新一轮大调整拉开序幕

化石能源除了必将枯竭和环境污染这两个老问题受到全人类的特别关注以外，近些年世界石油市场结构新一轮大调整也格外引人注目。

世界石油工业历经近150年的发展，到20世纪末形成了从西北非经中东、里海、中亚、西伯利亚到远东的石油储产区域和以北美、西欧、东亚为主的世界石油消费区域，两者供需关系严重错位和失衡，导致以最大石油消费国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与以世界最大石油输出国沙特阿拉伯为首的中东产油国家的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突出，“强强抗衡”成为上世纪后30年石油地缘政治的主旋律。以往历次世界石油市场结构大调整，都是石油地质现带动的，美国油田、巴库油田、中东油田、北海和墨西哥湾油田的相继发现，都使世界石油地缘政治格局为之一变，世界石油市场结构随之做出相应的大调整；然而进入本世纪，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之后，世界石油地缘政治“多元化”初露端倪，并引发世界石油市场结构的大调整。

这次世界石油市场结构大调整涉及需求结构调整、供应结构调整、资本结构调整和新石油储产中心开辟等石油领域的方方面面，其时间持续之长，波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是前所未有的。主要表现在：

石油需求多元化。虽然发达国家石油需求仍然主导世界石油需求市场，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石油消费量将追超发达国家。

石油供应多元化。欧佩克在世界石油市场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其控制国际油价的局面正在打破，非欧佩克产油国发展势头强劲，俄罗斯的能源大国地位得以确立，挪威、加拿大等国的传统地位仍然保持，伊拉克的特殊地位将逐渐突出，石油供应国形成“群雄并立”的格局。

石油资本多元化。世界石油产业被西方几大石油公司所垄断的局面将被打破，发展中的地区大国全力支持本国石油公司在全球争取石油开发、生产和销售的份额，招商引资将是各产油国迅速提高石油效益的必然选择，联合开发将是各石油公司规避海外投资风险的最佳策略，区域合作将是各石油需求国趋利避害的当务之急。

这样的世界石油市场结构大调整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需求激增的拉动。人类在过去150年已经消耗了9500亿桶石油，占全球已探明化石能源总量的44%，其中大部分是近50多年在现代工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消耗的。进入本世纪，随着工业的新一轮增长、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能源需求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能源消耗量也出现“加速度”的趋势，欧佩克预计今年世界石油日需求量将比去年增加200万桶。可以说需求激增拉动了世界石油市场结构大调整。

供应风险的激励。在目前世界石油供需基本平衡，生产能力略有节余的表象下面，孕育着种种危机，包括世界石油产量将越过顶峰而呈下降趋势；全球石油地质储量连年增加，但是可开的商业油源却呈下降趋势；新油田的开发需要大投资、长周期和高风险等等，导致世界石油供应不确定的风险凸显。加上石油所特有的地缘政治风险，诸如巴以冲突加剧、伊拉克局势动荡和恐怖袭击对石油设施的破坏，都促使各国加强石油生产、运输、贮存的安全措施，争取多渠道的稳定油源，并且建立石油战略储备，以确保石油供应。可以说石油供应风险意识激励了世界石油市场结构大调整。

美国石油霸权战略的催化。美国将控制石油作为其全球霸权战略的核心内容，将控制伊拉克作为制服中东产油国家的“石油王牌”，遏制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地区大国获取石油。为此，美国取的石油战略是：抢占中东石油地缘战略支点，控制里海和中亚石油区，抢滩非洲石油区，削弱欧佩克，插手俄罗斯石油公司，控制国际输油管线，以确立新的世界石油地缘政治格局，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这样的石油霸权战略，使各产油国、石油需求国甚至美国的盟国都感受到巨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制定并实施自己的石油安全战略，确保自己在世界石油市场的应有地位。可以说美国石油霸权战略催化了世界石油市场结构大调整。

各国的推动。各国为了应对世界石油供需不平衡矛盾和规避石油地缘政治风险，尤其为了应对美国的石油霸权战略，都将石油保障纳入国家发展安全战略。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形成的需求方急需开辟新油源，新老产油国形成的供应方积极开发新产能，新供需关系和新运输保障也都应运而生。各国支持本国石油公司争取境外石油份额和参与世界石油市场竞争。可以说各国推动了世界石油市场结构大调整。

新技术的保障。新技术使开发深海油田和复杂地质构造的陆地油田成为可能，使液化天然气便于储运和利用，使输油管线成为供需双方的联系纽带。可以说新技术保障了世界石油市场结构大调整。

世界石油市场结构新一轮大调整为新一轮长期投资浪潮创造了条件。新一轮长期投资浪潮需要大投资、长周期和高风险，在数年甚至十几年才能赢利，这就是今后相当长时期国际油价将持续走高的深层原因。

四、世界各国纷纷制定能源安全发展战略

如今，依然困扰人类的以化石能源为主的世界能源结构带来的化石能源枯竭和能源环境污染问题以及随着世界石油地缘政治格局呈多元化态势和世界石油市场结构大调整的展开，使能源问题已经上升为一个国家能否安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其社会经济的重大战略问题,各国都从安全和发展两个方面制定了国家能源战略。

首先，各国将石油保障纳入国家安全战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了减轻对欧佩克石油的依赖，转而开辟西非、中亚和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的新油源；中国、印度、东盟、韩国、巴西等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集团积极寻求多渠道石油来源；沙特阿拉伯、俄罗斯等老、新产油国都把石油作为本国经济腾飞的“金钥匙”，纷纷制定了“石油兴国”、“石油强国”的战略；世界各国都对石油运输保障和战略储备予以高度重视，例如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日本、美国等国都在建设长距离输油管线，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联合维护马六甲海峡安全，中国和印度筹建石油战略储备设施，等等。

其次，世界各国都制定能源发展战略，将合理利用和节约常规能源、研发清洁的新能源和切实保护生态环境作为基本国策，以实现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有效利用、环境不断改善的目标，从而形成如下发展趋势：

高新技术成果在能源工业迅速推广应用。能源工业正在由低技术向高技术过渡，新技术已迅速地渗透到能源勘探、开发、加工、转换、输送、利用的各个环节，例如自动化生产设备使煤矿开效率成倍提高，新工艺和新技术促进了深海油田的开发。

化石燃料正在向高效节能、洁净环保的方向发展。全球范围的节能技术革命已经展开，各国都在通过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来降低能源需求量，发达国家的能源消耗下降了30%以上，机动车的燃油效能提高了近一倍。清洁能源技术迅速提高，各国纷纷推进清洁煤。

天然气的开发利用迅速增长并且前景广阔。天然气储量丰富，迄今仅开了全球总储量的16%，而且污染较小，可以作为石油的替代品，消费量将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有望超越煤炭成为第二大能源载体。天然气水合物是深藏海底的固体天然气，测算储量是化石能源储量的2倍，而且杂质少，无污染，是一种新型的清洁能源。日、美等国已经获取了天然气水合物的样品，我国已经建立了专门的实验室，天然气水合物有望继石油之后成为人类的又一支柱能源。

各种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引人瞩目。太阳能、风能、地热能、海洋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研发迅速展开，尤其是美、日、中等国都在大力开发氢燃料电池技术，使用氢燃料电池的汽车样机已经上路，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将出现氢燃料电池的公共汽车。到本世纪中期，人类有望进入“新能源时代”。

核能的开发利用重新受到重视。由于技术的进步，核电站的安全性、核废物处理等难题得到解决，中国、芬兰、美国都着手建设新一代核电站，国际原子能机构实施了先进核燃料，日、法、美、俄等国推动了核聚变能的远期商业应用，核能将进入新一轮发展期。□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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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是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试点。2009年和2010年国家先后分两批次选定北京、上海、天津等20个城市为节能和新能源汽车的示范推广试点城市，主要面向公共服务领域示范应用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第二阶段是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从2010年6月份《关于开展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的通知》发布后，我国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开始走入私人用车领域，天津、广州等7个城市成为首先开展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的城市；第三阶段是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阶段。2013年9月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科技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新能源汽车的示范应用开始面向公共服务领域和个人领域全面推开。目前已有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40个城市或区域加入到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区域的名单中；